最近在写论文，关于老人摔倒的法律论文，请大家帮我提供一些老人摔倒的案例，或者案例比较全的网址，谢谢
老人跌倒到底我们该不该扶起来?
这个讨论我觉得很有必要.尊老爱幼、救死扶伤历来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谁家没有老人,
由于媒体曝光出诸多诸如彭宇案之类的扶助跌倒老人做好事反被老人诬为肇事者、甚至被法院以“常理判断”等逻辑推理的理由判决巨额赔款等案例,越来越多的人对搀扶跌倒老人心存忌惮.
简单不过的举手之劳,有可能惹来无尽的麻烦.社会公德,传统道德,在我们犹豫的目光中渐渐丧失.
当跌倒老人该不该扶作为问题,被全社会、被公众、被媒体热烈讨论的时候,其实已经证明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的公德已经破产了.显然,似乎作为社会人,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无良的南京法官、天津法官,以及制裁那些诬赖彭宇们的老人,理应受到谴责,但见死不救的围观者,是否也会受到道德、公义和良心的谴责?
武汉市88岁的李老汉在离家不到百米的菜场口摔倒后,众多围观者无人敢伸出援手,最终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的事件让整个社会震惊.公众对老人跌倒出现的冷漠和麻木不仁,整个社会都应该检讨,甚至每一个人都应该检讨.以前一直觉得类似老人跌倒该不该扶、应该怎么扶这些事情不是个问题,但现在还真成了一个大问题.类似南京法官、武汉老人这样的案例,虽然不能说是普遍的现象,但其折射出来的社会现实却是很严峻的.
我们对跌倒老人该不该扶的讨论,这绝非故意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是针对目前整个社会道德、价值观滑坡出现的现象提出质疑,因为类似人情冷漠、麻木不仁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跌倒老人身上,还有其它的案例,比如见义勇为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故事,比如围观跳楼自杀时出现一片幸灾乐祸的“快跳”的喊声,比如公车上乘客对小偷熟视无睹的常态等等,不一而足,这都早已成了全社会反思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社会问题.
自从南京徐老太事件开始,中国就开始进入国民道德沦丧期,开始瓦解中国人民的道德,想徐老太这种人开始肆意妄为,有法律支持,又可以获取巨额的回报,而且没有任何成本.而彭宇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从而开始冷漠国人的同情心,淡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尔后如钓鱼执法等一系列事件,彻底麻木人们的怜悯之心,造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导致八旬老人倒地1个多小时而无人敢伸出援助之手.我可以肯定,大多数围观昔都是善良的人,可是谁也承担不起那巨大的代价.你能说人们冷漠?
苍蝇多的地方,是垃圾的原因还是苍蝇的原因?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
1：南京彭宇案2006年11月20日，一位老太在南京水西门广场一个公交站台等公交车，人来人往中被撞倒摔成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并告到法院索赔13万余元。彭宇则称自己下车时看到老太跌倒赶忙去扶她。2007年9月4日，法院一审认为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公平原则判彭宇给付受害人适当补偿共45876.6元。随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和解协议，最后以和解撤诉结案。
此案中，网友几乎一边倒支持彭宇，并感慨好人不好做。对于以后遇到有老人摔倒的情况是否上前救助，网上展开了激烈辩论。
案例2：天津许云鹤案
2011年8月16日，天津车主许云鹤搀扶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的王老太，却被王老太指认为撞伤自己。后被天津红桥区人民法院判赔108606元，法院判决理由是“车主许云鹤发现王老太时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王老太突然发现车辆向其驶来，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
8月22日二审开庭，法院门口聚集了很多要求旁听的群众，他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许云鹤。当王老太走出法庭时，一家人打算打车回家，但被的士拒载，司机声称怕被碰瓷。
案例3：武汉老人倒地死亡
2011年9月2日，武汉88岁的老人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起。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李大爷的亲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难道现在老人倒地后，就真的没人敢扶了吗?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丢失了吗?”对于李大爷子女的悲情泣问 ......
最近，又有一起 搀扶跌倒老人就医被法院认定应承担主要责任，并判罚7万赔偿金的事件，发生地在浙江金华，涉案人士一个90后的年轻人，名叫吴俊东。
交警现场勘验结论：没有事实依据可以证明是吴俊东的三轮车撞到了老人的摩托车。
金华中院判决依据（原文）：
1，吴俊东本人在交警部门所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承认超车后听到有人喊，并且后来打电话给其父亲，告诉其父亲出事故了。该笔录具有真实可信性。
2，本案事发当时有目击证人戴某证实，吴俊东的三轮车头超过电动自行车，而车尾还未超过时，就看见电动自行车左右晃动两下，之后，电动自行车和车上两位老人摔倒在地上。该证人与双方当事人都无关系，且目睹整个过程，其证言具有真实性。
3，两被害人胡启明、戴聪球陈述内容一致，而戴聪球的伤情为左膝畸形、肿痛伴活动受限，左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和左髌骨骨折，其左腿部的损伤与其陈述事故发生经过吻合。
4，据交警部门现场勘察笔录、照片证明，事发现场道路平直，视线良好。胡启明电动自行车经车辆技术检验，其转向、制动性能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
我们知道，交警的现场勘验结论是法院处理交通事故唯一的法定依据。当然，法院认为有必要也可以重新进行勘验；但是，法院的勘验的有一个必备的前提：现场仍然存在并保存完好。中国案件中，中国前提条件显然依据不存在了。这也说所有交通事故转移到法院诉讼阶段的一个规律；他是，也说立法上把交警勘验结论作为法院诉讼阶段唯一法定依据的出发点。
既然交警在第一时间的勘验结论都无法证明责任的性质或者责任的分配，法院应当如何处理呢？法院应当按照“衡平原则”充其量双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如果法院按照轻重或者主次分配责任都是不适当的；换言之，是错误的。
我们再逐一剖析法院的这四个判决依据，在证据学理论上是不是站得住脚：
1，关于“吴俊东本人在交警部门所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承认超车后听到有人喊，并且后来打电话给其父亲，告诉其父亲出事故了。该笔录具有真实可信性”。
这是非常典型的超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心证”。A，“超车后听到有人喊”有二种可能：一种是撞人了；另一种是并没有撞人（“喊”的原因很复杂）。B，“给父亲打电话说出事故了”完全符合90后这个年龄段遇到突发事件时第一时间做出判断的心理特征。不具有诉讼证据学上的证明力。C，如果法院以这种“真实可信性”作为诉讼证据是轻率的，也是错误的。
2，关于“本案事发当时有目击证人戴某证实，吴俊东的三轮车头超过电动自行车，而车尾还未超过时，就看见电动自行车左右晃动两下，之后，电动自行车和车上两位老人摔倒在地上。该证人与双方当事人都无关系，且目睹整个过程，其证言具有真实性”。
这个叫戴某的唯一“目击证人”在后来的“证词”中又说自己“没有看见吴俊东是否撞了老人”，前后矛盾，不足为证也。
3，关于“两被害人胡启明、戴聪球陈述内容一致，而戴聪球的伤情为左膝畸形、肿痛伴活动受限，左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和左髌骨骨折，其左腿部的损伤与其陈述事故发生经过吻合”。
这是一个重要情节和细节。戴氏老人均为左腿受伤：A，如果吴俊东的三轮车在左侧，如果直接擦挂了戴氏老人，左腿必然存在严重的皮外伤和肌肉损伤；然而，这个法医鉴定并没有这方面的结论。B，如果三轮车是在老人的右侧，说明这些伤是老人的摩托车向左倒地后造成的。那么，吴俊东是否撞了老人又会出现二种可能：a，撞了；b，没有撞（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超车时老人受惊、操作不当引起倒地受伤）。
4，关于“据交警部门现场勘察笔录、照片证明，事发现场道路平直，视线良好。胡启明电动自行车经车辆技术检验，其转向、制动性能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
交警对撞人明确的认定是“没有证据”；法医没有采纳这个法定勘验结论；反而去引用与撞人毫无关系的老人的摩托车“车况”没有问题。很荒唐。
事实上，不管是交警还是法院，根据第三项和现场情况就完全可以判断是否撞人或者责任的分配了。
这种案例对社会公德走向具有二重性：促进或者促退；希望二审慎之，再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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