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写一段200字左右的辛亥革命纪念碑的碑文,赞颂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不屈斗争和献身
一、关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他曾是这个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但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第一次作出具有独特看法的评价，是在他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并接受五四运动洗礼之后。1919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湘江评论》连载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文中对辛亥革命作了生动的描述。指出，辛亥革命使人们有了“一层觉悟”，这就是“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人们应该有话敢说，有事敢做。同时又指出，虽然辛亥革命所持之“主义”，是为一般民众所赞成的，但革命行动本身，却缺乏广大民众的参与，没有建立起“民众的大联合”。这是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局限的最早的说明。这里表达的基本观点，同他后来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给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以正确的指导，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把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为革命理论建设的重要课题。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革命不久就“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的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1、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
一定会惩罚你的！” 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孙中山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
2、一天，孙中山到同盟会总部去讲演，不坐汽车，步行前往。走到总部门口的时候，被卫兵拦住，不让进门。卫兵说：“今天孙大总统要来，闲人不得入内。”孙中山微笑着对他说：“大总统也是人，是人民的公仆，怎么他一来，就不许别人进去了呢?”接着，他慢慢地拿出名片来。
卫兵一看“孙文”两字，惊惶万状。孙中山和蔼地点点头，走进门去。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护卫队长郭汉章请求终身跟随孙中山。孙中山说：“我从四月一日起已是老百姓，不能再有什么侍从队长，你是国家军官，就该服从政府调配，跟黄兴同志一首工作。
3、1913年，孙中山组织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逃亡日本。当时，有两个上海人专程来到东京，想为孙中山推算“八字”。“八字?”孙中山双手朝腰间一撑说：“如果我的‘八字’不好，就不要革命了?”他将手一挥说：“也好。
干脆对你们讲明我的‘八字’吧：打倒军阀，革命到底!”两人一听，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孙中山哈哈大笑道：“你们千里迢迢而来，我也送你们个‘八字’：百折不挠，挽救中华!”
4、有一次，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讲民族主义。礼堂不大，听的人很多，天气又热一些，听着听着有人就要入睡。这时，孙中山便穿插一个故事说：“那年我在香港读书时，看见许多苦力工人聚在一起谈得很起劲，有人哈哈大笑。
觉得奇怪，便上前问一下。有一个苦力说：后生哥!读书好了，知道我们的事于你无益。又一个告诉我：我们当中一个行家，辛辛苦苦地积蓄了五块钱，买一张马票，牢牢记住那上面的号码，把它藏在日常用来挑东西的竹杠里。等到开奖，竟真的中了头奖。
他欢喜万分，以为领奖后可以买洋房、做生意。这一生再也不用这根挑东西的杠子过生活了，就把竹杠狠狠地扔到大海里。不消说，连那张马票也一齐丢了。钱没有到手却先丢了竹杠，结果是空欢喜一场。说到这儿。大家听得入迷，禁不住笑了起来。
孙中山接着归到本题：“对于我们大家，民族主义就是这根竹杠，千万不能丢啊!”孙中山就是运用这种生动风趣的谈吐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深受群众的欢迎。
5、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
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
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
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
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
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华侨乃革命之母”这是 国父孙中山先生对华侨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作贡献的赞誉，在福建省永春县仙夹镇东里村口西坊牌前“侨光亭”旁边两株大樟木枝叶横节树荫下有一块“ 旌义状碑 ”石碑苍翠有劲，见证了南洋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历史。
从永春县城驱车到岵山镇，再往俗称西向仙夹镇西上爬行10多公里的环山道路，便来到东里村，民风纯朴勤奋耕作，这时可见村口牌坊门前道路边建有一座“ 侨光亭 ”，亭边两株大樟木树荫下，竖立著一块与众不同的石碑，碑石为长方形，上方微拱，整个碑面由於山区湿气布满青苔显得苍翠有劲，石碑上端刻著两面交叉的旗帜，它是辛亥革命的军旗十八星军旗，旗下镌嵌著孙中山先生的影雕像（此影雕像为近年加嵌），像的四角分别刻有“国父孙文”四个字，在孙中山像下方，刻有“ 旌义状 ”三个大字。
旌义状碑文（原文无标点）全文为：“ 郑玉指“於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馀力，特给予优等旌义状，奕代後民，永多厥义，此旌。临时大总统孙文。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一日。碑身四周边缘均有雕饰，左右两端为枝条状，上端为云日状，下端有花朵状，碑的底座由三层石头砌成，“ 旌义状碑”石碑，见证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福建华侨参加辛亥革命的历史。
1911年辛亥起义时期，有大批旅居海外的永春籍华侨和留学生感愤清廷贪污腐败无能，秘密组织洪门暨天地会为振兴中华谋求民族自救，出资出力支持民主革命，据统计，先後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的永春籍华侨和留学生，有颜子俊、宋渊源、郑玉指、郑成快、林亮祖、林采仁、林有泽、陈栋梁、林充挺、颜国隆、颜国年、颜焕昌、叶立贻、黄富引、林传织等30多人。
“ 旌义状石碑 ”，是为郑玉指先生所专为特立的，郑玉指（1851—1929年），字绳摇，祖籍福建永春仙夹镇东里村人，早年出洋到马来亚的槟榔屿做苦工，後来经商致富，成为当地侨领之一，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後，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唾弃腐败贪污无能的清朝政府，早图推翻之决心与毅力，共谋建立民主共和宪政体制的新中国，中国同盟会日益活跃，集结有志之士参与宣传革命大义，不约而同加入同盟会，南洋即是华侨及留学生筹募、策划、支持革命之根据地。
北马来西亚槟榔屿，乃天然之良港，从中国东南出海必经其地，亦是福建侨胞重要聚居地，孙中山先生曾三次到槟榔屿，大肆鼓吹革命筹组策动当地华侨参加革命活动，深受侨民之拥戴，并於1906年9月成立中国同盟会槟榔屿分会积极宣扬革命大义。
郑玉指先生家乡族人素怀反清爱国之心，特别拥护孙中山先生之奉献精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号召，立即加入槟榔屿分会第一批会员，多次参与孙中山亲自主持的重要骨干会议，称赞孙中山先生之勇气才德，郑玉指先生家族为支持革命共谋大举，多次慨捐财物，鼓动族裔，宣扬大义动员华侨出钱出力在所不惜，为筹措革命经费作出重大奉献。
南洋华侨和留学生不仅出资出力并协同载运武器至广州，冒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抛头胪，洒热血之决心，「置个人生死於度外，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之忠节与使命，筹谋策动图划黄花岗起义，欲图早日建立以 国父孙中山先生卓著“ 三民主义 ”为蓝本的民有、民治、民享之“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宪政体制为治国纲要，创立包含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新中国，共造全民之福祉福泽。
1910年2月，孙中山先生携家带眷再到槟榔屿，当下槟榔屿华侨各界主动参与革命气忿蓬勃活跃，侨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遗馀力，皆主动请命参予同盟会欲罢不能，终在槟榔屿设立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为中国革命奠下基础，并秘密筹措人力、物力、财力，筹谋策划发动广州起义，开启广州黄花岗起义之火苗。
随後孙中山先生支身赴美，其家属仍然留在槟榔屿，欣然接受郑玉指先生族亲等协助，孙中山先生家眷等日常生活无虞，得到充分照顾无暇不至，使孙中山先生得以无後顾之忧，游学英、美、法、德、日等列强，寻求协助与支持并宣扬建立民主共和国宪政之理念。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於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等发展会员，於武昌起义前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秘密联络吸收新军作为日後发动起义的工作对象。
1911年4月27日〈宣统三年农历3月29日〉，以赵声、黄兴所率领包括闽粤华侨日侨和留学生等共百馀人在广州起义攻入广州总督府衙与清军展开激烈进行殊死战巷战，惊天地泣鬼神，但最终因力量分散而失败。最後收殓到七十二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并特建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以资缅怀纪念等革命烈士。是役也，起义中牺牲者同志包含广东籍四十人，福建籍二十人，广西籍六人，四川籍三人，安徽籍三人，但实际牺牲者为八十六人，因故未能入殓入名，足见战斗之惨烈，且牺牲者赵声为领导者之一，其他如喻培伦、林时爽、林文、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人，皆为同盟会南洋精英。
值得一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华侨和留学生牺牲者竟然占有二十九人，其中尚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侨一人共计三十人，占参与起义牺牲者之三分之一强，“黄花岗之役”举世震惊，列强已然知晓清廷气数已尽，黄花岗之役虽终告失败，然其历史意义及目标，明显已影响了全中国人民决心，欲早日推翻腐化无能的清朝政府，同时有志之士业已著手规划建立一个以三民主义为建国蓝本与主权在民，之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政体制，彻底推翻君主立宪之封建专制，以奠定日後“ 武昌辛亥双十起义 ”成功之基础。
黄花岗起义失败後，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骨干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新军为中心的湖北地区，再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秘密决议联合革命党人的努力，与袁世凯新军力量及北洋军阀等密商协议反制清廷，终於在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具有新时代新潮流历史性意义的武昌起义。代表新中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性成功胜利，使腐化清朝走向穷途末路一途，开创诞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 ”。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国父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对支持革命的有功人员和华侨论功嘉奖，郑玉指荣获 国父孙中山先生颁发的“ 旌义状 ”，此旌义状於民国年间专勒於“ 旌义状碑 ”，并特置立於郑玉指先生家乡福建永春仙夹镇东里村口西坊门牌前道路边，建有一座遮阳雨亭 “ 侨光亭 ” 亭边两株大樟木树荫，林荫郁郁松柏永春。
“ 旌义状 ”原本只是一只奖状纸，然而将它雕刻於碑石之上，千秋彪炳，实乃十分罕见，永春东里村口西坊门牌前道路边 有块“ 旌义状石碑 ”确属罕见之物，今竖立在遮阳雨亭“ 侨光亭 ”更显得突出，枝条舒展，苍翠横结，蔽护著“ 旌义石碑 ”，两株大樟树每逢花开时节，花色白带淡黄，散发出独特的清香，香气怡人，令人心旷神宜。
旌义状刻於碑石上四围的条纹均描成黄色，底部的黄花更是让人不禁联想到浩气长存的著名“黄花岗起义”，正如“ 风雨亭 ”之名“ 侨光 ”即华侨之光一样，此“ 旌义状石碑”之碑体更显光芒四射，确时展现了“ 华侨之光 ”，为这著名俗称西向西上的仙夹镇东里村侨乡增色增荣。
泉州市有关部门徵集作为历史文物收藏，1980年初泉州市有关部门依原样重刻“旌义状”石碑送与东里村，东里村於1984年在村中公路边修建“ 侨光遮阳雨亭 ”时重新竖碑於亭边两株大樟树荫下苍翠郁郁松柏永春，彷佛细说著永春旅外华侨倾力支持革命历史功绩，令人油然肃然起敬，以作为辛亥革命历史之佐证，并永存纪念。
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仙夹镇东里村郑氏後裔子孙郑德泉谨写於2012年纪念百年辛亥革命成功永存铭文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武昌起义以后，同盟会出现分化，同盟会的革命性有所降低，战斗力亦大不如以前了。而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的胜利果实，建立起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后，加紧专制统治，并且使唐绍仪内阁辞职，成立了完全听命于他的新内阁。
为了达到重操政柄的目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合并，于1912年8月25日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国民党的党务实际由宋教仁主持。他主张实行政党政治，成立责任内阁。国民党不仅删除了同盟会政纲中的革命内容，而且为了实现议会选举的目标，把一大批官僚政客、立宪派拉进党内，成为一个成分复杂的无原则政党。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1月4日被袁世凯下令解散。
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1913年初，宋教仁先生以同盟会为主体创建了国民党。很多同盟会员，如朱德等都是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国民党的。
而同盟会肯定不是“反动”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就是在新中国的宪法里也有明确表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由此观之，国民党的诞生是“正动”的，按贵党的专用术语，国民党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国民党是从什么时候沦落为反动派的呢？翻看新中国执政党钦定的教科书，把国民党称为反动派，似乎是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开始的。同年的“八一”南昌起义，还被我党称为“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事实上，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时被杀的还有国民党左派人士，这些国民党人既然被杀于反动派，想必应该不是“反动派”。当然，既然国民党的“主流”反动了，称其为“反动派”是名至实归的.
又是做作业啊。
中学生要学会自己做作业哦
呵~看着时间，咋就像青岛三中高二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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