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介绍
来源：网友推荐 更新：2024-05-25
介绍礼仪案例分析
原告毕某，女，1982年4月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
住东阿县大桥镇毕庄村，农民。
被告赵某，男，1982年12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东阿县大桥镇双凤村，农民。
原告诉称：由于与被告相识之间性格差异较大，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故要求与被告离婚。
被告辩称：我与原告有较好的感情基础，只因些许小事发生矛盾纠纷，但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故不同意离婚。即使判决离婚，原告亦应退还我彩礼款19000元，钻戒一枚和借款3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2月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并订立婚约，当时原告在家务农，被告在部队服役。2008年5月14日原、被告自愿于东阿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08年11月被告自部队退役。原告诉称于2008年5月24日至8月12日、10月1日至10月12日先后去被告所在部队并与被告共同生活，被告不予认可，仅承认退役后曾在原告家中共同居住二天。2008年古历11月，在媒人撮合下商量催娶事宜，并拟定于2008年古历12月6日举行婚礼。此时原告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未告知被告。被告在爱为原告送结婚所需棉絮时，因原告嫌弃棉絮质量不好双方发生争执，同时二人性格倔犟均不予妥协，致使矛盾愈演愈烈，原订婚礼亦被迫取消。2009年1月5日被告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2009年1月7日送达前原告告知被告怀孕之事并要求被告陪同前去中止妊娠手术，被告未允，原告独自做了人流之行为，更加激起原告对被告的不信任感，自此双方未再谋面。2009年1月22日被告自行撤回起诉，期间被告通过媒人和亲戚多次和好工作，但均未奏效。被告称订婚时曾给原告见面礼6000元、满水钱1000元、认家钱1000元，定娶时给与原告催娶钱10000元、满水钱1000元，原告父亲住院时，其父又给与原告2000元，对上述款项原告认可。被告另辩称原告之弟结婚时曾给原告1000元、退婚后给付原告钻戒一枚价值1500元，原告主张该1000元款项系被告给其弟的结婚礼金，不属借款，并否认收取被告钻戒。审理中，原告坚持离婚诉求，并以已共同生活为由不退还被告彩礼款，被告自认双方隔阂太深，无和好希望，亦表示同意与原告离婚，但以符合法律条件为由坚持要求应退还彩礼款。因双方各持己见，致调解不能达成一致。
合议庭合议时，对下列事实无争议：
1、关于离婚问题：原、被告虽有着良好的婚姻基础，并自愿登记结婚，但在定娶过程中因细微小事产生矛盾，且互不妥协让步，终至矛盾升级、事态扩大，继而造成信任危机，对婚姻的存续失去信心，虽经本院多次调解，终未奏效，现双方均认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之希望，并一致同意离婚，根据《婚姻法》“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基本原则，应依法准予离婚。
2、关于彩礼的范围问题：一般来说，在定亲时说媒人或男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婚前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首饰等较为贵重的物品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它与婚约均有直接关联，明确是以结婚为目的，带有浓厚的习俗风味。而在订立婚约后结婚前互相来往中，男方主动给女方的礼品，如烟酒、食品、衣物、少量现金则不认为是彩礼，而理解为一般的婚前赠与。同时对满水钱、认家钱系女方在定亲过程中因改称谓或某一行为而获取，付出了一定代价，具有明显的道德意义，一般情况下亦不按彩礼对待，均按婚前赠与。
3、关于彩礼的认定：本案中，被告主张在订婚、定娶过程中共给付原告彩礼款19000元（包括满水钱，认家钱3000元），钻戒一枚，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2000元，主张给其弟1000元系结婚礼金，否认收取钻戒。双方争议并不太大。根据上述界定范围满水钱、认家钱应按婚前赠与认定，故本案的彩礼款应局限于16000元。原告主张借款应由权利人主张相关权利。另给其弟1000元，被告虽予否认不属礼金，但确因原告之弟结婚时给付，在为由该种情形时亦就不会有该款给付的发生，故该款应认定为结婚礼金，应按赠与性质对待。原告否认收取被告钻戒，被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故该理由不予采信。
二、关于彩礼款的定性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彩礼款的定性大致有五种意见：一是赠与关系，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的规定。赠与行为完成，财产所有权发生转移，再行索要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无效民事行为。以给付彩礼以限制婚约违背了《婚姻法》婚姻自主原则，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75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所附条件是违背法律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故应认定因订婚给付或接受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澳门民法典》第1474条做出如下规定：因婚约之一放当事人无能力或反悔而未能缔结婚约时，任一方当事人均有义务按法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之规定，返还曾获他方或第三人因订立婚约及对双方结婚之期待而赠与之物。”】。三是附条件赠与行为。以附条件赠与行为。以结婚为成就条件，若双方最终缔结了婚姻关系，赠与目的实现，赠与行为保持原有效力，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关系，所附条件未能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财产回复原始状态。【瑞士民法典第94条规定，婚约双方的赠与物，在解除婚约时径可请求返还。】四是不当得利。女方因婚约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转移，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即他主占有，这种占有权根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根据返还占有权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得利，占有人负有返还义务。因双方未能结婚，当事人期待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故一方取得财物缺乏法律依据，应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婚姻不缔约的，订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另一方请求返还所赠的一切或作为婚约标志所给的一切。”】五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以婚约的解除为所附条件，若条件不成就，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受赠人所有；若条件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彩礼恢复婚约前状态。【德国、瑞士民法典相关规定】。目前对第五种意见的倾向性越来越大。
诚然，本案涉及的不是婚约的解除，而是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理解与适用。但未明确彩礼法律定性和范围界定的前提下，仅靠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远远解决不了一些具体的审判问题。2007年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依据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和公平原则，将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发生的各种情况细化量化，并详细制定出“不予返还”“减少返还数额”具体情形。值得参考借鉴。
本案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应支持返还彩礼款的法律规定。即对该条文中“共同生活”的理解。原告主张登记后随即去被告服役不对并与其共同居住三个月。“十一期间”又居住十余天，同吃同住，已构成该法条中“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故彩礼款不应再行退还。被告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仅认可在退役后仅在原告家中住过三日，并与原告有过性关系，但主张偶尔的性行为并不能认为系“共同生活”，故要求原告退还婚前彩礼款。
对“共同生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在认识上也存有差异。有人认为，只要双方共同居住，无论时间长短，即便是一天，也应视为共同生活。也有人认为，共同居住应当经过一定期限，否则不应认定为共同生活。还有人认为，认定共同生活应当以双方发生性关系为必要。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对于共同生活的认定，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共同”是指一同、一道。“生活”《辞海》解释为1、人的各种活动；2生存活着；3、生计；生涯；4、指工作或手艺。依照原意，共同生活应指意项1即一起参加的各项活动。按一般理解，共同生活应指在一定时间内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持续稳定的家庭生活，是指双方真正走到一个家庭中，在经济上相互抚养，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在精神上相互抚慰，为了共同的生活和发展而进行各项活动的过程。其中即要求双方履行夫妻之间的实质权利义务，也应要求双方有相互扶助、共同承担的经历。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更看重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只有举行了该项仪式，人们才普遍接受双方成为夫妻关系的事实，共同居住生活才名正言顺。否则广大群众很难认为男女双方已构成真正的夫妻关系。综上，“夫妻共同生活”必须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夫妻双方，二是相互履行夫妻权利义务和共同扶助的经历；三是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参照河南周口中院的“指导意见，该期限不应少于三个月。”
被告给付原告彩礼即非处于自愿赠与，又非原告索取，而是出于本地的风俗习惯使然，这种基于婚约所产生的财产流转关系，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婚约的效力。无论从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还是道德上的社会友善和和谐去评判彩礼行为，都不免失之公正。如支持男方诉求，则女方什么也得不到，未免失之公允；如不支持男方诉求，则极易诱发道德危机，甚至引发恶性冲突事件。鉴于赠与人请求返还彩礼的正当理由，应从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社会公道等民法基本原则出发，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可判决受赠与人部分返还，全部返还或受赠范围内适当补偿。《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有“对一方因彩礼给付造成其生活绝对困难，不足维持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的，可以有条件的支持一方请求返还彩礼款的诉讼主张。对适当返还作出的理论依据，德州和部分地区也有了相关案件。故本案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亦可作出按比例返还的判决，以10000元为宜。
2\一起汽车消费贷款案例分析
程武龙
【学科分类】民法总则
【关键词】汽车消费贷款、借款、抵押
【写作年份】2002年
【正文】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月4日至1月15日，我行西岗支行分别与大连当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的五名员工签定汽车消费借款合同，总金额为67余万元。该笔款项全部用于购买汽车，所购汽车的产权单位均为当代集团。当代集团以贷款所购车辆抵押给我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同时又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岗分公司签定了保证保险合同。到2001年12月止，贷款余额为58余万元，保险公司也以各种理由不履行赔付责任。
2002年1月28日，我行依据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到2002年2月25日，五名员工贷款所购车辆全部被查封。2002年3月28日开庭，借款人未到庭，当代集团委托的律师出庭参加诉讼。
本案困难之处在于：（1）2001年12月中旬，我行就已开始查找贷款所购车辆，而当代集团不是说上沈阳，就是说借给了其他单位。我行在暗访中了解到：车辆基本上不在单位，有时来一会儿就走。（2）立案后不久，当代集团发生重大变化，法定代表人遭绑架杀害，企业基本停业，除值班人员外，已无人上班。
最后在我行的努力下，当代集团卖出了这五台车辆，我行的贷款本息全部收回，金额为63.8万元。
二、案情分析
本案属汽车消费贷款纠纷，虽然我行贷款本息全部收回，但是从此案中我们也发现了在开展汽车消费贷款中我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分析如下：
（一）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从表面上看似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手续齐全，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均应合法有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具体来说，理由有二。
1、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汽车消费贷款是指贷款人向申请购买汽车的借款人发放的人民币担保贷款。由此可知，汽车消费贷款对应款项所有权人应为借款人，以该款项购买的汽车应归借款人所有。本案汽车的产权单位是当代集团，而不是五个借款人。这与上述人民银行规章第2条不符，因此本案借款合同事实上并不是汽车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而应是一般的借款合同。
2、由于以汽车消费贷款购得的汽车所有权人是借款人，因此若以该款项所购汽车设定抵押作为借款的担保，则抵押人应为借款人。也就是说当以所购车辆设定抵押时，借款人与抵押人应为同一人。据此，本案当代集团既不应是汽车的所有权人，也不应是汽车的使用权人，因此当代集团不应成为抵押人。由于本案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为当代集团，因此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事实上，即使当代集团是汽车的所有权人，同样不能认定其为员工借款提供担保而签定的抵押合同有效。因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条已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3、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必须提供担保。借款人可以采取抵押、质押或以第三方保证等形式进行担保。担保当事人必须签定担保合同。就本案而言，上文已认定担保合同是无效的，借款人签定的借款合同是无担保的。因此依据上述人民银行规章第15条同样可以认定本案借款合同不是汽车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而应属于一般的借款合同。
4、事实上，本案借款合同也不是一般的借款合同，而是无效合同。因为各个合同文本的名称均为“中国工商银行汽车消费贷款合同”，同时合同的内容都是对于汽车消费贷款期限、用途、利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等事项的规定，无法将其认定为一般借款合同。
5、《担保法》第5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主合同借款合同已认定为无效，反过来依据《担保法》第5条又可以证明抵押合同是无效的。
（二）不能同时对保险公司提起诉讼
在起诉前，我行曾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希望能通过其理赔达到清收贷款的目的，保险公司虽然没以履约保证保险合同无效拒绝赔付，但一直以其他理由不赔偿。本案中，我行没有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我行与保险公司签定的履约保证保险合同已明文约定：借款人为汽车消费贷款的最终所有人。而本案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不是汽车消费贷款的最终所有人，借款合同应归于无效，保险标的不存在了，因此保险公司也就无须承担履约保证保险责任。
2、保险公司与银行一样，相对于汽车消费贷款的借款人而言，属于优势群体。因此如果我行与保险公司在法庭上辩论，其将主张依法确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无效，这将增加本案的难度，最终判决结果也将对我行极为不利。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行没有列保险公司为被告。
（三）统一合同文本中的违约期限条件应予修改
对于分期偿还借款合同，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当借款人未按期还款时，视为其余未到期的贷款全部到期。从诉讼的角度来讲，若等到每期贷款到期时才去起诉借款人，将可能造成诉讼不及时，并徒增诉累。因此，在业务开展初期，我行的汽车消费贷款合同一般约定：当借款人连续6期未还款或一年内累计6期未还款，则视为其余所有贷款全部到期。由于抵押车辆属于高损耗品，受损害的危险性大，且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因而容易造成抵押车辆贬值，增加贷款风险。所以上述合同对于违约期限条件的约定过于宽松，按此约定履行合同，将可能导致处理抵押物所得不足偿还借款合同本息，最终造成我行贷款损失。因此，我行有必要修改统一的合同文本，将借款人违约的期限条件作出更为严格的约定。例如，约定借款人连续3期未还款或一年内累计3期未还款，即视为其余所有贷款全部到期。
三、有关建议
1、本案贷款人与所购车辆的产权人之所以发生了分离，原因是我行业务人员对汽车消费贷款合同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导致了对汽车消费贷款借款人范围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由此建议我行：对各个业务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业务人员与法律事务人员的沟通。
2、从表面上看，对于由总行统一制定的类似汽车消费贷款这样的格式合同，业务人员使用起来很方便，即只须在统一的合同文本上填一些诸如名称、地址、借款金额、利息之类的事项，然后在盖上我行公章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签订合同时，我行不仅要核查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的主体对应性，而且还要兼顾两合同编号等事项之间的一致性。故建议我行信贷人员在订立合同时，要提高警惕，树立责任心，不可草率行事。
3、本案借款人未到庭，当代集团委托的律师出庭参加诉讼。由于律师未提出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无效的见解，借款人又未到庭，我行又没有列保险公司为被告，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无效。但如果我行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形势对我行将极为不利。因此我行在起诉时，应慎重考虑，不可草率地列所有利害关系人为被告。
4、查封车辆对于我行最后收回贷款本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有较大风险性的贷款或涉诉贷款案件，应首先注意请求法院诉讼保全。
【案情】2009年2月，原告方某应被告俞某要求到俞某家中做木工，为俞某打家具、天花、地板等。因人手不够，方某另外向俞某介绍了几个木工共同做工，同工同酬。双方约定：按照农村习惯，方某等人在俞某家中为俞某打家具、天花、地板等，俞某按照做工天数向方某等人支付报酬，按照当时惯例每人每天以80－85元计算工钱，俞某每天提供午餐一顿及香烟一包。几天后，方某在对一块木板实施切割的施工过程中，被木板中飞溅出来的铁钉刺伤眼睛，造成各种经济损失计26000余元。故方某诉讼至法院，要求被告俞某赔偿其经济损失。
【审判】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是雇佣关系，原告受被告雇佣为被告打家具，提供劳务，被告按原告做工天数支付报酬，原被告间属于雇佣关系。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本案的争议在于：原、被告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雇佣合同与承揽合同均属于劳务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人身损害发生纠纷，应按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不能适用劳动法。在雇佣合同中，雇主是赔偿责任主体；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在雇佣人的指示、监督下，为雇佣人从事雇佣活动，由雇佣人支付报酬的劳动关系。所谓“从事雇佣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
所谓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不符合《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用工主体因服务或者提供劳务发生的下列纠纷，应当按照雇用关系处理：（一）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二）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三）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与受雇人之间的纠纷；（四）提供劳务的劳动者与建筑施工或者其他劳务使用人之间的纠纷；（五）外国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在华常驻代表机构与雇用的中国公民之间的纠纷。”
本案中，原告方某等人是在不特定的期间内，按照被告俞某的要求，为俞某打制家具、天花、地板等特定劳务，虽然方某等人是自己准备工具，所提供的劳务也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俞某是按照方某等人的做工天数，以每人每天30－33元的工钱支付报酬和提供午餐，做多少天支付多少天的工钱，完全是支付劳动力报酬的方式，而不是以劳动成果作为支付报酬的直接对象，原告并没有享有劳务报酬之外的额外利益，且被告俞某在一定程度上对方某等人的工作内容、工作进度行使着管理和指挥职能，其工作性质也没有特定的人身依附性。故原告方某与被告俞某之间应属于雇佣关系，适用有关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定。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由于对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概念认识不清，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往往在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后，到法院立案方才觉醒。其实，雇佣和承揽虽然都是提供劳务的形式，是民间经常遇到而又很容易被忽视和混淆的两个法律关系，但发生纠纷后，两者的法律性质和诉讼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在审判实践中正确界定二类合同的性质，应注意把握如下区别：1、雇佣合同的标的是劳务服务；承揽合同的标的则是通过一定专业技术而实现的工作成果，承揽人提供劳务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2、雇佣合同的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主的支配，在履行合同中要听从雇主的安排、指挥；承揽合同的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承揽人独立履行合同义务。3、雇佣合同中的雇主一般要为雇员提供劳动工具和设备，承揽合同中当事人一般是自备专业工具。4、雇佣合同中，雇员必须在雇主指定的地方工作，承揽合同中，承揽方往往在自已独立的手工作坊或经济实体中工作，工作场所一般不受雇主约束。5、雇佣合同中雇员的劳动是雇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或日常生活活动的组成部份，而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的劳动与定作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相互独立，互不依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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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自我介绍，
1、介绍的顺序，位低者先介绍，（主人向客人先介绍，男
士向女士先介绍，晚辈向长辈先介绍）
2、先递名片再介绍
3、长话短说，语言精练
4、第一次介绍单位和部门时要使用全称
为他人作介绍
1、谁当介绍人，争得双方同意（家里来客人，女主人做介绍；
2、注意前后顺序，先介绍主人，客人有先知情权，先绍男士后介绍女士，先介绍晚辈后介绍长辈，先介绍位低再位高者
握手前后顺序：位尊者居先，先伸手，女士先伸手，长辈先，上级先
宾主握手：客人到来时主人先伸手同，客人走时先伸手
佐丹奴服装营销案例分析
港资品牌“佐丹奴”在90年代初开始进驻国内市场，短短几年里，其专卖店数量发展迅猛，而且其销售和利润率都跃居同行业榜首，成为成功实施品牌战略的经典之作。根据笔者近年来对该品牌的观察和调查，将其独到的成功品牌营销策略进行归纳总结供国内同行参考。
一、周密的市场调查，准确的市场定位。
首先从面料的考究和选择来看，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化纤面料层出不穷，但经过人们长期使用和筛选，人们至今钟情的依然是棉制品。棉布面料以其透气性好，吸水性强，手感舒适，耐用廉价等特点，而表现出其永恒的生命力。因此该品牌服装从T恤、衬衫、夹克衫、长裤、内裤和袜，无一不是由全棉或高含棉面料制成。这样就满足了各种年龄阶段的消费者的需求，为获得尽可能多的消费者群体奠定了基础。再根据价格和款式突出服务于18～45岁的中青年人，因为这一年龄层的人士，服装购买欲最旺盛、更新换代频率最高。
其次从服装的价格定位来看，“佐丹奴”敏锐地察觉到我国服装市场上中高档价格男装花色品种的匮乏，尤其是款式表现为“大路货”的断档。针对这种情况，“佐丹奴”将产品价格定位为：全棉长短袖T恤50～150元，棉布衬衫100～200元，长裤100～300元，皮带100～200元。夹克与加厚棉料夹克200～400元。风褛500元左右，羊毛衣150～300元。这种价格定位非常适合我国现阶段大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
再次从该品牌服装款式的确定来看，不难发现其经营者深谙国人的着装心理和习惯，对我国的服装文化亦下了一番功夫进行研究，把握较准。我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崇尚中庸的古老民族，穿着朴素，不寒碜亦不过火乃最高境界，较之于西方民族更含蓄和传统。尽管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与西方文化亦有所交融，但自身的穿着打扮却有其自身渐进的发展进程，大多数人并不追求新奇。针对这种市场状况，“佐丹奴”服装款式设计力求简明、流畅，而不见粗陋。给人感觉透着古典、浑朴的平凡，但又毫无落伍、过时之感，体现出一贯禀承的“优雅中愈见洗练的沉稳风格”。
二、独到的企业策划，匠心独具的市场营销。
“佐丹奴”在进行了充分细致的市场调研后，确立了以中国大中城市为目标市场的策略，形成了以深圳为总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并向全国大中城市辐射的商业网络。
在城市里，“佐丹奴”将专卖店设在人流量大、客流量多、影响广的商业旺市，即使该地段租金远高于其它地段，亦在所不惜。因它可以通过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资金周转的加速，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从而赢得较高的利润率。根据各大城市不同的人口数量，确定设立不同规模和数量的专卖店。城市大，人口多，店铺规模就大，数量也就越多。
虽然佐丹奴在全国各地的专卖店规模大小不一，但其品牌风格却完全保持一致。所有该品牌的专卖店都以浅兰底色、配以横写的白色粗体的中英文“佐丹奴”字样的注册商标直接作为商店名称，既简洁醒目、印象突出，又象幅广告牌，令人赏心悦目。各地专卖店，从建筑物外观到装修�包括色彩、造型、用料和货架以及服装摆设 都禀行统一的风格。
“佐丹奴”亦根据自身特点注重利用传媒进行广告宣传，以达到促销目的。但目标层次并非只局限于简单的服装宣传，来扩大眼前的销量，而更多的是注重其品牌文化氛围的营造。每年都适时推出富有创意的精美广告片断在电视上播放。在店内张贴表现其品牌主题，同时又充满活力、令人遐想和回味无穷的海报和年历。这无疑提高了该品牌的形象品位，丰富了其内涵，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品牌的穿透力和扩大了影响度。同时身处城市商业中心旺市的巨大的“佐丹奴”店牌，本身也就是不叫广告的广告，向过往行人展示其风采，效果显著。
三、利用连锁特许经营权，实施扩张策略，实现规模经营。
“佐丹奴”在向全国进行规模扩张的同时，为维护其连锁店统一的品牌风格，连锁经营实行“四统一”：
1、统一商号。所属专卖店全部使用该品牌的统一名称，经营场所的企业商标、外部形象、内部装璜、商品陈列、货架与服装都统一制作。
2、统一供货。实行“集中供应，分散经销”，对所属各分店经营的商品，都由配送中心直接从生产厂家进货，统一由其发送货物。
3、统一定价。对所属各分店经营商品的销售价格，执行总部所确定的统一定价，禁止擅自打折和扰乱市场价格、破坏其品牌形象行为的发生。
4、统一管理。对所属各分店的经营计划、指标考核、经营规范、员工培训以及人事、财务、行政等各项管理都执行公司的统一规定。
“佐丹奴”以品牌为核心发展加盟工厂和加盟店，由“佐丹奴”为加盟商家提供销售分析、营销推广、市场分析、形象设计、财务分析、人事培训、仓货分析及电脑支援，组建了一支全国性的强大稳定的加盟大军，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
原告毕某，女，1982年4月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
住东阿县大桥镇毕庄村，农民。
被告赵某，男，1982年12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住东阿县大桥镇双凤村，农民。
原告诉称：由于与被告相识之间性格差异较大，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故要求与被告离婚。
被告辩称：我与原告有较好的感情基础，只因些许小事发生矛盾纠纷，但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故不同意离婚。即使判决离婚，原告亦应退还我彩礼款19000元，钻戒一枚和借款3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2月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并订立婚约，当时原告在家务农，被告在部队服役。2008年5月14日原、被告自愿于东阿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08年11月被告自部队退役。原告诉称于2008年5月24日至8月12日、10月1日至10月12日先后去被告所在部队并与被告共同生活，被告不予认可，仅承认退役后曾在原告家中共同居住二天。2008年古历11月，在媒人撮合下商量催娶事宜，并拟定于2008年古历12月6日举行婚礼。此时原告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未告知被告。被告在爱为原告送结婚所需棉絮时，因原告嫌弃棉絮质量不好双方发生争执，同时二人性格倔犟均不予妥协，致使矛盾愈演愈烈，原订婚礼亦被迫取消。2009年1月5日被告向本院提起离婚诉讼，2009年1月7日送达前原告告知被告怀孕之事并要求被告陪同前去中止妊娠手术，被告未允，原告独自做了人流之行为，更加激起原告对被告的不信任感，自此双方未再谋面。2009年1月22日被告自行撤回起诉，期间被告通过媒人和亲戚多次和好工作，但均未奏效。被告称订婚时曾给原告见面礼6000元、满水钱1000元、认家钱1000元，定娶时给与原告催娶钱10000元、满水钱1000元，原告父亲住院时，其父又给与原告2000元，对上述款项原告认可。被告另辩称原告之弟结婚时曾给原告1000元、退婚后给付原告钻戒一枚价值1500元，原告主张该1000元款项系被告给其弟的结婚礼金，不属借款，并否认收取被告钻戒。审理中，原告坚持离婚诉求，并以已共同生活为由不退还被告彩礼款，被告自认双方隔阂太深，无和好希望，亦表示同意与原告离婚，但以符合法律条件为由坚持要求应退还彩礼款。因双方各持己见，致调解不能达成一致。
合议庭合议时，对下列事实无争议：
1、关于离婚问题：原、被告虽有着良好的婚姻基础，并自愿登记结婚，但在定娶过程中因细微小事产生矛盾，且互不妥协让步，终至矛盾升级、事态扩大，继而造成信任危机，对婚姻的存续失去信心，虽经本院多次调解，终未奏效，现双方均认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之希望，并一致同意离婚，根据《婚姻法》“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基本原则，应依法准予离婚。
2、关于彩礼的范围问题：一般来说，在定亲时说媒人或男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婚前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首饰等较为贵重的物品属于实际意义上的彩礼。它与婚约均有直接关联，明确是以结婚为目的，带有浓厚的习俗风味。而在订立婚约后结婚前互相来往中，男方主动给女方的礼品，如烟酒、食品、衣物、少量现金则不认为是彩礼，而理解为一般的婚前赠与。同时对满水钱、认家钱系女方在定亲过程中因改称谓或某一行为而获取，付出了一定代价，具有明显的道德意义，一般情况下亦不按彩礼对待，均按婚前赠与。
3、关于彩礼的认定：本案中，被告主张在订婚、定娶过程中共给付原告彩礼款19000元（包括满水钱，认家钱3000元），钻戒一枚，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3000元，原告认可收取彩礼款16000元，满水钱和认家钱3000元、借款2000元，主张给其弟1000元系结婚礼金，否认收取钻戒。双方争议并不太大。根据上述界定范围满水钱、认家钱应按婚前赠与认定，故本案的彩礼款应局限于16000元。原告主张借款应由权利人主张相关权利。另给其弟1000元，被告虽予否认不属礼金，但确因原告之弟结婚时给付，在为由该种情形时亦就不会有该款给付的发生，故该款应认定为结婚礼金，应按赠与性质对待。原告否认收取被告钻戒，被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故该理由不予采信。
二、关于彩礼款的定性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彩礼款的定性大致有五种意见：一是赠与关系，如《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的规定。赠与行为完成，财产所有权发生转移，再行索要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无效民事行为。以给付彩礼以限制婚约违背了《婚姻法》婚姻自主原则，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由权，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75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所附条件是违背法律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故应认定因订婚给付或接受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澳门民法典》第1474条做出如下规定：因婚约之一放当事人无能力或反悔而未能缔结婚约时，任一方当事人均有义务按法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之规定，返还曾获他方或第三人因订立婚约及对双方结婚之期待而赠与之物。”】。三是附条件赠与行为。以附条件赠与行为。以结婚为成就条件，若双方最终缔结了婚姻关系，赠与目的实现，赠与行为保持原有效力，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关系，所附条件未能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财产回复原始状态。【瑞士民法典第94条规定，婚约双方的赠与物，在解除婚约时径可请求返还。】四是不当得利。女方因婚约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转移，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即他主占有，这种占有权根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占有权消灭之后，所有人根据返还占有权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得利，占有人负有返还义务。因双方未能结婚，当事人期待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故一方取得财物缺乏法律依据，应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婚姻不缔约的，订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另一方请求返还所赠的一切或作为婚约标志所给的一切。”】五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以婚约的解除为所附条件，若条件不成就，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受赠人所有；若条件成就，赠与行为失去效力，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彩礼恢复婚约前状态。【德国、瑞士民法典相关规定】。目前对第五种意见的倾向性越来越大。
诚然，本案涉及的不是婚约的解除，而是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理解与适用。但未明确彩礼法律定性和范围界定的前提下，仅靠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远远解决不了一些具体的审判问题。2007年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婚约彩礼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依据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原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和公平原则，将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发生的各种情况细化量化，并详细制定出“不予返还”“减少返还数额”具体情形。值得参考借鉴。
本案争议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应支持返还彩礼款的法律规定。即对该条文中“共同生活”的理解。原告主张登记后随即去被告服役不对并与其共同居住三个月。“十一期间”又居住十余天，同吃同住，已构成该法条中“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故彩礼款不应再行退还。被告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仅认可在退役后仅在原告家中住过三日，并与原告有过性关系，但主张偶尔的性行为并不能认为系“共同生活”，故要求原告退还婚前彩礼款。
对“共同生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司法实践中在认识上也存有差异。有人认为，只要双方共同居住，无论时间长短，即便是一天，也应视为共同生活。也有人认为，共同居住应当经过一定期限，否则不应认定为共同生活。还有人认为，认定共同生活应当以双方发生性关系为必要。鉴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对于共同生活的认定，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共同”是指一同、一道。“生活”《辞海》解释为1、人的各种活动；2生存活着；3、生计；生涯；4、指工作或手艺。依照原意，共同生活应指意项1即一起参加的各项活动。按一般理解，共同生活应指在一定时间内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持续稳定的家庭生活，是指双方真正走到一个家庭中，在经济上相互抚养，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在精神上相互抚慰，为了共同的生活和发展而进行各项活动的过程。其中即要求双方履行夫妻之间的实质权利义务，也应要求双方有相互扶助、共同承担的经历。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们更看重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只有举行了该项仪式，人们才普遍接受双方成为夫妻关系的事实，共同居住生活才名正言顺。否则广大群众很难认为男女双方已构成真正的夫妻关系。综上，“夫妻共同生活”必须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夫妻双方，二是相互履行夫妻权利义务和共同扶助的经历；三是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参照河南周口中院的“指导意见，该期限不应少于三个月。”
被告给付原告彩礼即非处于自愿赠与，又非原告索取，而是出于本地的风俗习惯使然，这种基于婚约所产生的财产流转关系，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婚约的效力。无论从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还是道德上的社会友善和和谐去评判彩礼行为，都不免失之公正。如支持男方诉求，则女方什么也得不到，未免失之公允；如不支持男方诉求，则极易诱发道德危机，甚至引发恶性冲突事件。鉴于赠与人请求返还彩礼的正当理由，应从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社会公道等民法基本原则出发，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大小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可判决受赠与人部分返还，全部返还或受赠范围内适当补偿。《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有“对一方因彩礼给付造成其生活绝对困难，不足维持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的，可以有条件的支持一方请求返还彩礼款的诉讼主张。对适当返还作出的理论依据，德州和部分地区也有了相关案件。故本案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亦可作出按比例返还的判决，以10000元为宜。
2\一起汽车消费贷款案例分析
程武龙
【学科分类】民法总则
【关键词】汽车消费贷款、借款、抵押
【写作年份】2002年
【正文】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月4日至1月15日，我行西岗支行分别与大连当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的五名员工签定汽车消费借款合同，总金额为67余万元。该笔款项全部用于购买汽车，所购汽车的产权单位均为当代集团。当代集团以贷款所购车辆抵押给我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同时又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岗分公司签定了保证保险合同。到2001年12月止，贷款余额为58余万元，保险公司也以各种理由不履行赔付责任。
2002年1月28日，我行依据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到2002年2月25日，五名员工贷款所购车辆全部被查封。2002年3月28日开庭，借款人未到庭，当代集团委托的律师出庭参加诉讼。
本案困难之处在于：（1）2001年12月中旬，我行就已开始查找贷款所购车辆，而当代集团不是说上沈阳，就是说借给了其他单位。我行在暗访中了解到：车辆基本上不在单位，有时来一会儿就走。（2）立案后不久，当代集团发生重大变化，法定代表人遭绑架杀害，企业基本停业，除值班人员外，已无人上班。
最后在我行的努力下，当代集团卖出了这五台车辆，我行的贷款本息全部收回，金额为63.8万元。
二、案情分析
本案属汽车消费贷款纠纷，虽然我行贷款本息全部收回，但是从此案中我们也发现了在开展汽车消费贷款中我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分析如下：
（一）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从表面上看似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手续齐全，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均应合法有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具体来说，理由有二。
1、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汽车消费贷款是指贷款人向申请购买汽车的借款人发放的人民币担保贷款。由此可知，汽车消费贷款对应款项所有权人应为借款人，以该款项购买的汽车应归借款人所有。本案汽车的产权单位是当代集团，而不是五个借款人。这与上述人民银行规章第2条不符，因此本案借款合同事实上并不是汽车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而应是一般的借款合同。
2、由于以汽车消费贷款购得的汽车所有权人是借款人，因此若以该款项所购汽车设定抵押作为借款的担保，则抵押人应为借款人。也就是说当以所购车辆设定抵押时，借款人与抵押人应为同一人。据此，本案当代集团既不应是汽车的所有权人，也不应是汽车的使用权人，因此当代集团不应成为抵押人。由于本案抵押合同的抵押人为当代集团，因此抵押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事实上，即使当代集团是汽车的所有权人，同样不能认定其为员工借款提供担保而签定的抵押合同有效。因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条已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3、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必须提供担保。借款人可以采取抵押、质押或以第三方保证等形式进行担保。担保当事人必须签定担保合同。就本案而言，上文已认定担保合同是无效的，借款人签定的借款合同是无担保的。因此依据上述人民银行规章第15条同样可以认定本案借款合同不是汽车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而应属于一般的借款合同。
4、事实上，本案借款合同也不是一般的借款合同，而是无效合同。因为各个合同文本的名称均为“中国工商银行汽车消费贷款合同”，同时合同的内容都是对于汽车消费贷款期限、用途、利率、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等事项的规定，无法将其认定为一般借款合同。
5、《担保法》第5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主合同借款合同已认定为无效，反过来依据《担保法》第5条又可以证明抵押合同是无效的。
（二）不能同时对保险公司提起诉讼
在起诉前，我行曾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希望能通过其理赔达到清收贷款的目的，保险公司虽然没以履约保证保险合同无效拒绝赔付，但一直以其他理由不赔偿。本案中，我行没有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1、我行与保险公司签定的履约保证保险合同已明文约定：借款人为汽车消费贷款的最终所有人。而本案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不是汽车消费贷款的最终所有人，借款合同应归于无效，保险标的不存在了，因此保险公司也就无须承担履约保证保险责任。
2、保险公司与银行一样，相对于汽车消费贷款的借款人而言，属于优势群体。因此如果我行与保险公司在法庭上辩论，其将主张依法确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无效，这将增加本案的难度，最终判决结果也将对我行极为不利。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行没有列保险公司为被告。
（三）统一合同文本中的违约期限条件应予修改
对于分期偿还借款合同，法律、法规都没有规定当借款人未按期还款时，视为其余未到期的贷款全部到期。从诉讼的角度来讲，若等到每期贷款到期时才去起诉借款人，将可能造成诉讼不及时，并徒增诉累。因此，在业务开展初期，我行的汽车消费贷款合同一般约定：当借款人连续6期未还款或一年内累计6期未还款，则视为其余所有贷款全部到期。由于抵押车辆属于高损耗品，受损害的危险性大，且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因而容易造成抵押车辆贬值，增加贷款风险。所以上述合同对于违约期限条件的约定过于宽松，按此约定履行合同，将可能导致处理抵押物所得不足偿还借款合同本息，最终造成我行贷款损失。因此，我行有必要修改统一的合同文本，将借款人违约的期限条件作出更为严格的约定。例如，约定借款人连续3期未还款或一年内累计3期未还款，即视为其余所有贷款全部到期。
三、有关建议
1、本案贷款人与所购车辆的产权人之所以发生了分离，原因是我行业务人员对汽车消费贷款合同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导致了对汽车消费贷款借款人范围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由此建议我行：对各个业务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法律知识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业务人员与法律事务人员的沟通。
2、从表面上看，对于由总行统一制定的类似汽车消费贷款这样的格式合同，业务人员使用起来很方便，即只须在统一的合同文本上填一些诸如名称、地址、借款金额、利息之类的事项，然后在盖上我行公章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签订合同时，我行不仅要核查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的主体对应性，而且还要兼顾两合同编号等事项之间的一致性。故建议我行信贷人员在订立合同时，要提高警惕，树立责任心，不可草率行事。
3、本案借款人未到庭，当代集团委托的律师出庭参加诉讼。由于律师未提出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无效的见解，借款人又未到庭，我行又没有列保险公司为被告，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无效。但如果我行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形势对我行将极为不利。因此我行在起诉时，应慎重考虑，不可草率地列所有利害关系人为被告。
4、查封车辆对于我行最后收回贷款本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有较大风险性的贷款或涉诉贷款案件，应首先注意请求法院诉讼保全。
【案情】2009年2月，原告方某应被告俞某要求到俞某家中做木工，为俞某打家具、天花、地板等。因人手不够，方某另外向俞某介绍了几个木工共同做工，同工同酬。双方约定：按照农村习惯，方某等人在俞某家中为俞某打家具、天花、地板等，俞某按照做工天数向方某等人支付报酬，按照当时惯例每人每天以80－85元计算工钱，俞某每天提供午餐一顿及香烟一包。几天后，方某在对一块木板实施切割的施工过程中，被木板中飞溅出来的铁钉刺伤眼睛，造成各种经济损失计26000余元。故方某诉讼至法院，要求被告俞某赔偿其经济损失。
【审判】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是雇佣关系，原告受被告雇佣为被告打家具，提供劳务，被告按原告做工天数支付报酬，原被告间属于雇佣关系。原告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本案的争议在于：原、被告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雇佣合同与承揽合同均属于劳务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人身损害发生纠纷，应按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不能适用劳动法。在雇佣合同中，雇主是赔偿责任主体；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在雇佣人的指示、监督下，为雇佣人从事雇佣活动，由雇佣人支付报酬的劳动关系。所谓“从事雇佣活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是指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
所谓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不符合《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用工主体因服务或者提供劳务发生的下列纠纷，应当按照雇用关系处理：（一）家庭或者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二）个体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的纠纷；（三）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与受雇人之间的纠纷；（四）提供劳务的劳动者与建筑施工或者其他劳务使用人之间的纠纷；（五）外国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在华常驻代表机构与雇用的中国公民之间的纠纷。”
本案中，原告方某等人是在不特定的期间内，按照被告俞某的要求，为俞某打制家具、天花、地板等特定劳务，虽然方某等人是自己准备工具，所提供的劳务也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俞某是按照方某等人的做工天数，以每人每天30－33元的工钱支付报酬和提供午餐，做多少天支付多少天的工钱，完全是支付劳动力报酬的方式，而不是以劳动成果作为支付报酬的直接对象，原告并没有享有劳务报酬之外的额外利益，且被告俞某在一定程度上对方某等人的工作内容、工作进度行使着管理和指挥职能，其工作性质也没有特定的人身依附性。故原告方某与被告俞某之间应属于雇佣关系，适用有关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定。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由于对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概念认识不清，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往往在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后，到法院立案方才觉醒。其实，雇佣和承揽虽然都是提供劳务的形式，是民间经常遇到而又很容易被忽视和混淆的两个法律关系，但发生纠纷后，两者的法律性质和诉讼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在审判实践中正确界定二类合同的性质，应注意把握如下区别：1、雇佣合同的标的是劳务服务；承揽合同的标的则是通过一定专业技术而实现的工作成果，承揽人提供劳务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2、雇佣合同的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主的支配，在履行合同中要听从雇主的安排、指挥；承揽合同的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承揽人独立履行合同义务。3、雇佣合同中的雇主一般要为雇员提供劳动工具和设备，承揽合同中当事人一般是自备专业工具。4、雇佣合同中，雇员必须在雇主指定的地方工作，承揽合同中，承揽方往往在自已独立的手工作坊或经济实体中工作，工作场所一般不受雇主约束。5、雇佣合同中雇员的劳动是雇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或日常生活活动的组成部份，而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的劳动与定作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相互独立，互不依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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